其理论体系是这样的：

第一，它们都不否认语言在本质上是一种工具，是载体。

稍有分歧的是，“文以交际派”认为语言是一种纯粹的交际工具。“文以载‘道’派”、“文‘道’合一派”则认为，语言既是一种工具，又是一种承载思想和文化的载体。它们所承袭的语言观，实际是十九世纪的机械化、实证化的语言学理论。“十九世纪历史学家和语文学家的努力目的在于，以自然科学为模式，从而保证他们的学术工作的科学性。人们并非采纳许多［自然科学的］方法（这是不可能的），而只是接受‘关于方法的意识’，即那种属于自然科学的思想态度。”（引自《伽达默尔解释学中的几个问题》［荷］泰奥多尔·德·布尔载《哲学研究》1991年2期）20世纪上叶，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哲学界对语言的认识已经非常深刻，纯粹的工具本质的语言观已被完全否定，但在21纪即将来临的时候，中国语文教育界却仍然与之严重隔绝。

第二，语文教育，分“形式”教育和“内容”教育。语言文字是“形式”，是“工具”、是“载体”，思想政治、人文精神等是“内容”，是“道”，是“被载物”。二者互不关联。认识不到语言就是本体！

第三，他们都大体一致地认为，所谓语文教育Ａ效能的涵义，就是“思想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人文精神教育”。而所谓“人文教育”“人文精神”大体等同于“思想政治教育”。

第四，它们都不约而同地持“语言与精神无关论”，语言是语言，精神是精神，三股思潮，都把“文”与“道”看成截然分立的两种东西，“文”是“形式”，“道”是“内容”；“文”是“载体”，“道”是“被载物”；“文”与“道”之间没有根本的关联；“文”是工具、器物，人学“文”，就是学着运用“工具”，这与人的“精神本体”的培植、文化心理的养成（真正的“道”）基本不发生关涉。－－－这就很容易被不同时期、不同集团的急功近利的政治思潮或文化思潮所利用。一些人、一些集团，当需要语文教育为其服务时，就可以任意加入他们所主张的“功利性”的“道”。时势的左右，再加上时事的需要，使得在这种语文教育理论体系统驭下的百年中国语文教育实践忽左忽右，起起伏伏，让从事语文教育的人深受其苦。忽左，异变为“文以载‘道’”，忽右，异变为“文以交际”，不左不右又变为二者的杂合“文‘道’合一”。“文”与“道”，成了可以任意而为的“两张皮”，总是难以粘贴。有时你不能不粘贴，有时又可以任意粘贴有时你可以干脆不粘贴。